大数据和算法如何完成“洗脑”？

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：用某个App时，无意中点到某一类型信息，结果数据后台就将此记录为你的兴趣点。接下来，不断地给你推送同类型的信息或商品。到最后，直到你不厌其烦，不得不把这个App卸载掉。

这种情况背后的机理就是算法，App通过算法给用户推荐信息和商品。当然，更常见的场景是：你点击了你喜欢看的信息，然后后台不断推送你喜欢的同类型信息，结果是你甜蜜地“困”在算法为你搭建的信息茧房之中。

那么这些手段大数据算法，有没有可能应用在社会政治领域？怀利的《对不起，我操控了你的大脑》，写的就是剑桥分析公司如何进行大数据洗脑，操控和架空民主，读后让人不寒而栗。

简单而言，改变一个人的行为，只要进行反复的、定向的信息投递即可实现，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洗脑。当然，一般来说，洗脑必须在封闭的环境下才能完成。

在大数据环境下，要实现洗脑，改变人的行为，就需要给每个用户进行心理画像，然后，结合心理偏差进行精准的定向信息投递。

当然，进行心理画像，必须有模型和数据。在模型方面，剑桥分析用的是人格五因素模型，数据则来自于Facebook。里面还讲到，只需10个点赞数据，该模型对一个人行为的预测，比这个人的同事还准确；有150个点赞数据，对这个人行为预测准确度比他的家人还高；有300个点赞数据，就比这个人的配偶还懂他。

有模型又有数据，就可以给每一个用户进行心理画像。然后在此基础上，有针对性地定向投递信息，实现“开放”环境下的洗脑。

有意思的是，即便是投给同一个人的信息，投递的次序也有讲究，也有算法。这里面运用的就是心理偏差理论。

举个例子，如果随机拦住一个路人，你问她“幸福吗？”她多半会说幸福。但如果你先问她“最近有没有长胖？”或者“你的高中同学是不是比你更成功？”然后，再问她是否幸福。她回答幸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。

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依据是，发问人影响了回答者对信息的权重分配，影响回答者的判断甚至行为。剑桥分析干的就是通过定向投递信息，影响政治行为的活。

说白了，剑桥分析公司就是一家通过定向传播影响民意的公司。据说，这家公司已成功地左右了英国的脱欧公投。还有，当年特朗普当选总统，同样是这家公司在背后兴风作浪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类似于剑桥分析的大数据公司，已掏空了欧美的民主体制，民主已徒剩其表。我们知道，民主的前提条件是：人可以决定自身的行为，为自己做主。

试想如果有数据公司偷偷通过数据分析，定向投递信息，影响人的判断，甚至通过定向信息影响他的情绪和行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主观能动性，就是一种被操控的、虚假的主观能动性，更像是傀儡，他的行为就是“被决定”的。

这，正是让人不寒而栗的理由吧。

不过，更令人感到恐惧和不安的是，如果有数据公司通过非法手段，同时掌握个人行为数据和个人的基因数据，那么就可以精确地用数据模拟“重建”社会，甚至可以做任何类型的社会实验。

这意味着，接下来如何改变立法？如何加强对互联网公司以及从业人士的法律监管？如何强化个人隐私类信息安全？等一系列新的政治和社会治理问题已浮出水面，必须尽快提上日程。不然，个人就是一堆数据，在诸如剑桥分析的大数据公司面前，个人可能就极有可能沦为一个个提线木偶。

（编辑：吕梁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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